本文原刊于《新青年》,1919年4月15日
知非先生:
11月底,我因母丧回南,到此时才回北京。到京后,高一涵先生告诉我说贵报(《国民公报》)近来极力赞成我们的主张,他并且检出许多旧报来给我看。我看了先生的白话文章,心里非常喜欢,新文学的运动从此又添了一个有力的机关报了。
先生答傅孟真的信里,曾说过要就那意见不同之处与我商榷讨论。这是我所极欢迎的。先生因为不曾见我主张的全体,所以不肯轻易下笔。这更可见先生的慎重将事。本年的《新青年》,我这里还有一部全份,可以借观。如先生要看,可叫送报人来取。最好是请先生把所要与我讨论的几点作成论文,送给《新青年》登载。
先生曾说:“这文学革命的事业,现在正是萌芽的时候,到处都是敌人。吾辈应当壁垒森严,武器精良,才可以打破一条血路,战倒这恶浊社会。”这几句话,我极赞成。我们何尝不想做到这“壁垒森严,武器精良”的地步。但是兴登堡的壁垒,克虏伯的武器,尚且有一败涂地之一日,何况我们呢?所以我很希望先生肯推诚指教,点出我们壁垒不森严,武器不精良之处,免得我们见了福煦大元帅便要打败仗了。
胡适敬上一月二十四日
(原载1919年4月15日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4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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